白话十三经文白对照全译_关永礼主编_济南出版社1994(pdf格式电子书下载)_s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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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三经”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根基，古代学术思想的渊薮。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载体，被封建统治者钦定为官方哲学，确立为法定经典，被视为万世不易的教科书。由此而产生的经学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在数千年漫长的岁月里，经学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关涉到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各个方面，浸淫日深，无微不达。回瞻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可以说没有哪一门学科比得上经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为深远。
“经”字最初见于周代铜器铭文。作为典籍之称则在战国之后，如《国语·吴语》中有“挟经秉桴”的记载。把儒家书籍以“经”称谓始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前人对“经”字的诠释不一，仁山智水，各有胜解。近人章炳麟认为：“经者，编丝连缀之称，犹印度梵语之称‘修多罗”也。”古代以竹简丝编成册，称为“经”,“经”是书册的通称。后世以崇圣尊经之故，“经”始成为一个特殊的名称。“经学”一词，始见于《汉书·兒宽传》,指对有关儒家经典著作的诠解和阐释。
经学奉孔子为不祧之始祖。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史称孔子删定六经。此时王官废坠，学散私家，孔子主持私人讲学，开诸子蜂起的先声，功莫大焉。《礼记·经解篇》并举六书，疏别六经云：“温柔敦厚，《诗》教也；通疏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庄子·天下篇》分述六经之用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汉人又称“六经”为“六艺”,班固《汉书·艺文志》袭用刘歆《七略》著录经类书籍，名为《六艺略》。贾谊《新书·六术篇》:“《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更云：“故文能宗经，体有六艺。”六经以经世实学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华文化的原典和圣书。秦代燔书禁学，《乐经》亡佚无存，六经缺失不完，后世仅存“五经”,《史记·儒林传》记载，“六艺从此缺焉”。汉代“以孝治天下”,东汉时增《孝经》、《论语》二书入经，合为《七经》。唐代以《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九经”,唐文宗太和年间刻《开成石经》立于国学，于九经之外，又加入《孝经》、《论语》、《尔雅》,递增为“十二经”。迨至宋代，理学家大倡孟子之说，《孟子》一书地位骤高，《孟子》跻身于经的行列。至此，“十三经”之名始定。汉代以经学治国，解经之书繁多.后世且有传、解、笺、疏、注、蒙引、集注、集解、正义、训诂等名目，“十三经”确立之前，已各有注：其疏，至南宋时始完成。有关经学著述之书，后世递相增加，浸浸大盛，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著录，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之巨，可谓沉沉夥颐，郁郁乎文。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诏刊十三经立石于太庙。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以广其传，是为世之通行善本。
周予同先生在《群经概论》中概述经学兴衰消长的历史，把经学分为四派：西汉今文学派，东汉古文学派，宋学派，新史学派。今文和古文，原本是文字形式不同，书籍抄本的不同，古文指秦代小篆或更早的六国字体，王国维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有详考。今文则是汉代通用的隶书。古文经系用古籀文字书写，今文经则用今文书写。古文经由于当时一般人难以习读，必须经转写“隶定”为今文隶书。两派的对立始于西汉末年。据《韩非子·显学》可知，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其中以孟子、荀子两派影响最大。《史记·儒林传》说：“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秦始皇统一六国，尊法术，坑儒生，明令烧尽民间所藏典籍。但民间仍有冒死传授或珍存儒家经典者，儒学不绝如缕，赖以不坠。汉惠帝废除挟书之律从后，出现不少以古文书写的儒家经籍，文、景之后渐开献书之路，古文经书或出民间，或出孔壁。此时经籍虽有今古文之分，对经籍的传授也有家数之异，但尚未分成壁垒分明的今文和古文两个学派。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以明经取士，把学术纳入功名利禄的轨道，导致了今文、古文两派的对立，势同水火，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上绵延上千年的一桩公案。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有所谓“今文十四博士”之学。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崛起。驳驳乎有压倒今文经学跃居独尊之势。章帝建初四年(79),诏令今、古经文两派经师、儒生于北宫白虎观，进行大论辩，《后汉书·儒林传》记此事“考详异同，连月乃罢”。最后由班固编撰成《白虎通德论》一书。东汉末年，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以附其义，遍注群经，泯灭门户，杂糅两派经说，打破汉人传经严守的师法、家法，自成一家之说，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作为“通学派”的“郑学”,实为后世考据学的开山祖。魏晋之际，王肃起而向处于独尊地位的郑学挑战，因有王学、郑学之争。西晋永嘉之乱(311),晋室不竞，典午南渡，今文经消散亡佚。士林之中玄学大畅，清谈成风，两汉经学传统渐灭殆尽。南北学时期的经学分为南学、北朝，抱残守缺而已。但于绝续之际，南北诸儒所倡导的义疏之学对唐代的五经义疏有导夫先路之功。隋唐统一南、北以后，唐太宗诏令孔颖达等撰定《五经正义》,对汉代以来的经学加以总结，力图消弥汉代以降因师承多门而造成的经义异说纷纭的局面。大致而言，西汉的今文经学专明大义微言，东汉的古文经学多详章句训诂，唐代的义疏则是东汉古文经学的旁衍支流。北宋的经学发展为“理学”(即“宋学派”),“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是“宋学”的主干，而以朱熹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陆九渊提出“心学”与朱熹对立。“鹅湖之会”二人进行争论，从陆作诗“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终浮沉”,和朱作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中，反映出两派治学方法的殊异，但都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理欲心性为论究梏的，而借助于经籍的解释，正如清代黄宗羲评论的：“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大体而论，宋代儒学一反汉唐的训诂义疏传统，抛开传注，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理学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因此又称为道学。元明以来，尊崇程朱理学。明代以八股时文取士，以朱熹所注《四书》为正宗。王守仁是陆九渊“心学”源流的继续，从“致良知”出发，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史称陆王学派。这两派皆借经学以谈理学，其结果是陆、王之学的“尊德性”流于禅释，朱学的“导学问”陷入空疏无物。明代经学的衰落，恰恰是由于科举八股、道学讲习和心性禅悦所致。如果说明代是经学的衰落时期，清代则是经学的复兴期。明末清初，顾炎武反对宋学的空谈和八股文的危害，提倡经世致用，“明道救世”,讲求实学，提倡恢复东汉古文经学。他的《日知录》是清代考据学的创始之作。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迭兴，士大夫迫于高压，转而致力于考据学，形成了所谓的“汉学”(又名“朴学”),清代汉学与宋学的对立，也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颉颅。乾隆、嘉庆时代，考据学家辈出，济济多士，史称“乾嘉学派”,形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两大支。近人统称他们为“清代古文学派”。嘉庆、道光以后，古文经学步入衰歇，今文经学派复炽，常州学派重振其绪。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专讲“微言大义”,是清代今文经学的第一部著作。刘逢禄等依据《公羊传》,阐发“张三世”、“通三统”的思想，以张今文之说，其学始大。史称“常州学派”或“公羊学派”。道光以后，龚自珍、魏源等进而利用《公羊传》“讥切时政”,主张变革“改制”。其后，康有为、梁启超又利用“托古改制”学说，进行变法维新。近人统称这一派为“清代今文学派”。大体而言，清代古文经学罕言义理、疏谈经世，以考据为特色，宗经以求真，其成就在学术。清代今文经学则重经世致用，排弃烦琐学风，勇于裁断立说，从疑经进而疑史，其贡献在思想。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疑古主帅，章炳麟则是古文经学派的健将，考据巨子，他们分别是今、古经学的最后两位大师。新史学派的产生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于上述四派的评价，周予同先生说：“今文学派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派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是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派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至于新史学派，其目的在求孔子与六经之真相，老实地说，已超出含有宗教性的经学的范围而入于史学的领域了。”
回顾经学兴衰隆诎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有益的启示。康有为在清末所做的古经新解，以经学为手段托古改制，力挽狂澜，企图挽救传统社会危机，可以说是经学经世致用的最后一次尝试，终以变法维新的失败而告终。其所开启的怀疑论和援西入中的思潮，冲决荡涤，导致了经学失去其一以贯之的正统合法地位，随之是清末民初科举与读经的废寝。西学东渐，使经学丧失了匡时济世的功用，它不再株守传统的存在形态，蜕演为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史学和哲学，这就是古史辨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发轫的基础。“五四”以后飙兴的古史辨运动得益于康氏疑古精神的沾溉；现代新儒家则是对宋明儒学的复归，作为现代哲学，它是近现代儒者直面社会与文化危机的共同思想纲领。
延绵了两千余年的经学对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至大至深。它体大思精，无美不备，实开后世一切学术、文章之先河。其所论虽不外乎“五常”之道，“六艺”之文，但举凡天地人事、政教学术无不包容。振叶寻根，沿波讨源，归其大要，后世学术、文章均赖以为宗。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驰说云涌，究其体要，什九源于经书。老子、庄子、列子莫不根诸于《易》;邹衍、关尹子之学，莫不出于《书》;管仲、商鞅的法制，导于《礼》;申、韩刑名之学，无不依据于《春秋》。以文章文体而论，论、辨、说、解、序、跋诸体，《易》统其首；诏、策、章、奏、表、启诸体，《书》发其源；辞、赋、颂、赞、诗、歌诸体，《诗》立其本；铭、谏、箴、规、祝、祭诸体，《礼》总其端；纪、传、移、檄、关、牒诸体，《春秋》为其根。
如此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亟待批判整理，继承弘扬。这就是我们不揣谤陋，编译这部《白话十三经》的初衷。我们自知学殖未深，力难胜任，而经书又向称难读，古人尚有佶屈螯牙、皓首穷经之叹，何况今人?更由于经书注疏汗牛充栋，家数繁多，解说纷歧，编译工作的困难可想而知。为了尽量做好这项工作，我们自知蚊力负山之讥难免而勉力为之。温焊故籍，综合前人成说，择善而从，别无创见。疏谬之处，尚祈海内方家匡正。
愿中华传统学术文化隆盛不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