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的伟大祖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她在
历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割据的局面,但作为中华民
族整体的历史传承来说,几千年间从未中断过,一直是以汉
族文化为主体,兼收并蓄各兄弟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一脉
相承到今天。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
大民族,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
中国历史的记载和编纂,早在殷周时代便出现了。特别
是秦汉以来史家辈出,各种各样体裁的史书,多得难以胜数。
就拿系统地记载我国从古到明代历史的一部二十四史来说,
卷帙浩繁,其中西汉司马迁写的一部《史记》,就有一百三十
篇。此书纪事起自传说的黄帝,迄于汉武帝,首尾共三千年
左右的史事,为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也有一百篇,分一百二十卷,记载西
汉一代的史事,是我国第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的纪传体断代史。
此后,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西晋陈寿的《三国志》,直
到清朝张廷玉等修撰的《明史》等史书,均是承自班固《汉
书》的纪传体断代史体裁。一部二十四史,除《史记》是通
史体裁外,其它二十三史都是这种纪传体断代史。这些断代
史以帝王的纪传为纲,故《隋书·经籍志》称《史记》和
《汉书》等史书为“正史”。这些正史,体裁一致,代代相衔,
自成体系,是世界各国历史著作中所罕见的历史巨著,是值
得我们珍视的。
二十四史有三千二百五十九卷,再加赵尔巽等汇集清代
一代史事,编写的一部《清史稿》五百三十六卷,总数多达
三千七百九十五卷,一个史学工作者要尽读这么多的史书,确
非穷年累月,毕生以赴不为功。广大人民是喜爱历史的。可
是,这些史书都是出自封建士大夫和史官手笔的高文典册,不
仅史事内容,头绪纷繁,史料芜杂,一般人望而生畏,不敢
去读;就是读了也不易读懂、读通。因此,如何使这些高文
典册的历史知识,能广为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这个问题,早
在唐宋时代就有一些平民文学家开始注意了。
说书,原是民间艺术形式之一,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敦
煌发现《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等大批唱说历史故事
的写本演史变文。到了宋代,这种演史变文发展成为专以历
史为题材的讲史。唐代已有说三国故事的,北宋时“说三
分”已盛行。元代全相平话中的《三国志平话》是宋代说三
分的文字记录本。此外,还有说《五代史平话》的。南宋时
讲史艺人继前代门庭,又有新的发展,有讲“孙庞斗智”、
“刘项争雄”的,有讲《汉书》与晋、宋、齐、梁诸《书》的;
有讲《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的。有的还
说张、韩、刘、岳,说铁骑儿,讲《中兴名将传》等宋代抗
金时事的“新话”。元代讲史艺人,继宋人演史流风余韵,
“尝以野史作为评话”演讲野史,现在流传的有《三国志平
话》、《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后来演变为《孙庞演
义》与《走马春秋》)、《秦并六国》、《前汉书平话》(续集)等
五种全相平话。到了明代,说书艺人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们,
常将原来分散零乱的说书题材整理统一成话本,又在这基础
上加工润饰,发展成为通俗演义形式的章回小说。明代评话、
词话兴旺,章回小说流行更盛。明清间,特别到晚清,历史
小说和历史演义,日盛一日。
《三国志》是陈寿修撰的。后来,南朝刘宋时代的裴松之
详为注释,成《三国志注》。明代人罗贯中更据此结合宋元以
来《三国志平话》本以及流传民间的有关三国故事和传说,写
成章回小说,成为宋元以来演义创作成熟的标志和第一个成
功的范例,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流传很广。《三国志》以
文高,而《三国演义》以通俗胜,因此,时人读《三国志》不
如好读《三国演义》,社会影响极大。明末冯梦龙依据《左
传》、《战国策》和《史记》等史传,将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
撰辑的《列国志传》修订成一部《新列国志》,共一百零八回。
清代乾隆前后,蔡元放为此书加评语和批语,加工删改成为
《东周列国志》。这部书的文学艺术价值不高,影响所及远比
不上《三国演义》,但比起《左传》和《史记》来,读者不知
要广泛多少倍。明清以来的这些以历史题材创作的演义小说
和历史演义,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风格演义体裁,在历
史知识的传播上,起着正史二十四史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二
蔡东藩,名郕,字椿寿,浙江萧山临浦镇人,生于一八
七七年(清光绪三年,丁丑),卒于一九四五年,年六十八岁。
他二十岁前已中秀才,清末以优贡生朝考入选,调遣江西省
以知县候补,到省不久,看不惯官场恶习,称病归里。辛亥
革命前曾一度宦游福建,逾月即归,一直住在临浦镇家里。辛
亥革命胜利后不久,经好友山阴人邵希雍介绍,和上海会文
堂新记书局发生关系,修改邵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他自
己另撰《中等新论说文范》,并开始为会文堂书局撰写《中国
历代通俗演义》。一九一六年写完《清史通俗演义》后,接着
写元史、明史、民国、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两晋、
前汉等通俗演义。到一九二六年九月才写完最后一部《后汉
演义》。蔡东藩的这部书,从秦始皇写起,一直写到一九二○
年,共写了两千一百六十六年的历史。全书一千零四十回,五
百多万字,均由会文堂书局陆续印行。到一九三五年,会文
堂书局加上许厪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四集四十回,全部
改印,总书名曰《历代通俗演义》,分装四十四册。这样一部
自秦写到民国,系统完整、独力完成的历史演义书,确是空
前的巨著。此书印行后,深为广大读者所欢迎,销行数量很
大,风行全国。一九二七年,蔡东藩病,旋任临浦小学语文
教师。抗日战争开始后,临浦镇沦陷,他离开家乡,辗转避
难,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一九四五年春,他终于病倒了,没
有看到抗战胜利,怀着国仇家恨悲愤地与世长逝。
蔡东藩生活的清末民初,正是国事维艰、风雨飘摇的历
史大变动时代,许多怀着“国亡有日”的预感的爱国知识分
子,从不同的世界观出发,象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
文所描写的,他们到处寻求着救国奇术,济世良方。一八九
七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说:
“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乎出于经史之上,
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梁启超在《译印
政治小说序》中也说:“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
能入,当以小说入之。”大力提倡编写通俗演义小说和历史演
义。一些人利用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事迹,用通俗演义小
说笔法宣传教育,以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小说救国”、“演
义救国”的呼声,在清末的各种期刊上,象雨后蛙鸣似的传
播开来。
早在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就创刊了一份《演
义白话报》。报上曾刊载一篇《通商原委演义》,共二十四回,
专写鸦片战争历史,后来出单行本时,书名叫《罂粟花》。一
九○四年(光绪三十年)黄世仲写了《洪秀全演义》。一九一
二年(民国元年)上海书局刊行自由生著的《新汉演义》,共
四十回,专写自武昌起义到南京政府成立这段辛亥革命的历
史。这年,广益书局也刊行雪巷写的《神州光复志演义》,共
一百二十回,演写明亡至民国成立的清代历史。其中的《罂
粟花》,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将它列入明清讲史部,
是一部敷演鸦片战争全史较早的通俗历史演义。
当时,说部叙史的有记、花、传奇和演义四种。传奇为
剧本,有出目、牌曲,其它主要在于说史。记、花属于纪事
本末,只限于一事,演义则是说专史。蔡东藩的第一部历史
演义《清史通俗演义》,就是在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
一六年间(民国四、五年间)在《神州光复志演义》等演义
救国思潮影响下写成的。早在辛亥前一九○六年(光绪三十
二年),吴趼人曾发表《历史小说总序》和《两晋演义序》。他
“发大誓愿编写历史小说”。可惜,不久他的计划就夭折了,而
完成吴趼人一生梦寐以求的宏愿的,却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
饱受书商剥削与冷遇的蔡东藩。
蔡东藩善诗、能医,诗作在亲友中不胫而走,著有医学
与文字学专书。而《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是他著作中最具规
模、最有影响的一种。这是他作为一位埋头苦干的老教育家、
医生、历史学家与演义作家对祖国所作的惊人的贡献。
三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冯梦龙、蔡元放的《东周列国
志》原是两种泾渭分流的有代表性的演义作品。罗贯中出入
经史,融合了很多宋元以来的话本、民间流传的故事和传说,
是一部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演义体历史小说。而冯梦龙认为
文史殊途,力图扭转历史演义朝向文艺小说发展的趋向。因
此,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要求做到“无一事无来
历”,要把“临潼斗宝”、“鞭伏展雄”之类虚构的故事逐出演
义之林。当时的胡应麟与清朝的章学诚、袁枚等继冯梦龙之
后,指责罗氏。章学诚在《丙辰勣记》中说:“唯《三国演
义》创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还说:
“其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蔡
东藩承袭冯、章之后认为文史殊途,历史演义必须以正史为
经。他在《唐史通俗演义》自序中说:
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
功(勣)未作军师,李药师(靖)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
有子孙。叔宝(秦琼)扬名,未及子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
惹妖魔。……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
真圆耦。种种谬妄琐亵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
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
于旁也。
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的序文中也说:
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
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
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
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
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
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
他写历史演义即或采用稗官轶闻时,认为必须要以有旁
证者方可。他在《明史通俗演义》的自序中还说:“若夫燕词
郢说,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证者则概存之,其无可旁证而大
涉荒唐者,则务从略,或下断语以明之。文不尚虚,语惟从
俗,盖犹是元、清两演义之故例也。”他叙述整理明代史料的
情况说:
尝考《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鉴纲目》凡二十卷,
《明史纪事本末》凡八十卷,每部辑录,多则数千百万言,少
则不下百万言,非穷数年之目力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况
乎稗乘杂出,代有成书,就令有志稽古,亦往往因材力之未
逮,不遑搜览,即搜览矣,凭一时之獭祭,能一一记忆乎?且
官私史乘,互相勘照,有同而异者,有异而同者,有彼详而
此略者,有此讳言而彼实叙者,是非真伪之别,尤赖阅史者
之悉心鉴衡,苟徒事览观,能一一明辨乎?
蔡东藩还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虚为实,蒙受不正确的
历史知识,因此,常在正文或批注中作出简明的批斥,做好
交待。例如《宋史通俗演义》十六回写到陈搏之死时说:
陈搏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
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搏老祖,捏造许多仙法,
作为证据,其实荒唐无稽,请看官勿为所惑哩!
又如《后汉通俗演义》第八十二回写到刘备请到了诸葛
亮,与关羽、张飞同至新野,由徐庶接入,故人聚首时,下
注说:“徐庶走马荐诸葛,出自罗氏《演义》。按《蜀志》诸
葛传中,庶尚留新野,未曾诣操,今从之。”第八十四回写到
徐庶辞刘备归曹操时,也下注说:“《三国志·诸葛亮传》详
载此事,庶归曹操,系在备当阳败后,且庶母亦不闻自杀,与
罗氏《演义》不同。”
遇有正史记事和稗史轶闻所载史事有所出入时,他并不
是一意迷信正史,还是能权衡事理,择善而从。例如:《宋史
通俗演义》第三十七回写到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事时,他
下注文说:“《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
岁还家。但据王偁《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
出母,今从之。”
遇到正史和野史的记事有所出入,难于决择时,他常取
存疑或折衷方法。例如《明史通俗演义》第二回郭子兴在濠
州遭孙德崖和赵均用暗谋时,朱元璋往救之,注云:
此事悉本《太祖本纪》。惟本纪叙此事,在濠未被围之
前,而谷著《纪事本末》,则言此事在被围之时,且事实间
有异处,本编互参两书,以便折衷。
事实上,他在这部历史演义中也常酌用稗史轶闻和民间
传说。例如:他在《南北史通俗演义》第九十三回中所写李
庆儿梦魇其与隋炀帝往游第十院,见玉李盛开,院中起火,炀
帝被焚事,正史所无,是从韩偓《海山记》中掇引来的。他
在后批中自我解嘲地说:“近如坊间之《隋唐演义》、《隋炀艳
史》亦尝采入,但彼多附会,此从简明,终非穿凿者所得比
也。”炀帝看了项昇所筑楼,曲折迷离,特赐名“迷楼”。此
事正史所无,也是从韩偓《迷楼记》中掇引来的。他在总批
中自我辩解说:迷楼事“未见正史,而韩偓《迷楼记》当必
有本。”还说:“本编所采,皆出自文献所遗,非徒录坊间小
说者所得借口也。”他在《明史通俗演义》第四回关于孙德崖
邀宴事以及孙德崖下落,不见正史,无文可征,据稗官补写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后批云:“至若孙德崖邀宴事,未见正
史,而稗乘相传,及乡曲妇孺俱知有兴隆会一事,或者史官
失载,亦未可知。且德崖与子兴并起,子兴生卒,及其子天
叙之存亡,史笔俱详,而德崖不见下落,其有阙文也无疑。作
者援引稗官,补入此事,有文征文、无文征献,宁得以虚诬
目之。”
尽管如此,蔡东藩仍然陷入矛盾。作为一个史学家,甚
至是一个具有考据癖的史学家,他有意无意的摆脱不了史料
的束缚。在理论上他承认演义是文学,要以情动人,有别于
史学。对于历代成功的演义与小说,特别是《三国演义》与
《水浒》等,在塑造人物形象与借景抒情等方面的经验与成就,
给予他很大的帮助,为他所重视。然而,他一面看到历史小
说之长;一面又为史料所拘束,难于融合。他在《前汉通俗
演义》第二十五回的后批中说:“夫正史尚直笔,小说尚曲笔,
体裁原是不同,而世人之厌阅正史,乐观小说,亦即于此处
分之。……文以载事,即以道情,……是即历史小说之特长
也。”可是在《后汉通俗演义》第一回又说:“罗贯中尝辑
《三国演义》,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大有掩盖陈寿《三
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般社会能有
几个读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误把罗氏《三国演义》当作
《三国志》相看。”写历史演义时如何吸取历史小说之长,又
能把史料处理得恰到好处,使二者融合贯通之,这是明清以
来历史演义作家们多年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史学家
的蔡东藩不无有所偏爱之处。就历史知识传播说,蔡著称得
上一部演义体断代史通俗辅助读物;就文学艺术价值和社会
影响说,因受正史史料束缚过甚,远不及《三国演义》、《水
浒》之大之广。
蔡东藩写《历代通俗演义》的注文时,除了上面说过的
象《通鉴考异》那一套史料考核,对正文中所用某些古代的
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俚语,考虑到一般读者
难以理解,因此,也随文作了很多简要的通俗的注释。《前汉
通俗演义》里就注了不少,例如:
第五十回,淳于意家居临淄时,“尝至同郡元里公乘阳庆
处学医。”注云:“公乘系汉官名,意在待乘公车,如征君同
义。”
第七十回,汉武帝接济贰师将军李广利,“又发天下七科
谪戍,使他运粮。”注云:“七科,谓吏有罪一,亡命二,赘
婿三,贾人四,原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祖父母有市籍
七。”
第二十四回,韩信连胜楚军,“一次是在荥阳附近,二次
是在南京地方。”注云:“南京系春秋时郑京,与近今之江宁
不同。”
第八十二回,霍光死,宣帝“特赐御用衣食棺椁,出葬
时候,用輼輬车载灵柩”。注云:“輼輬车为天子丧车,车中
有窗,闭则温,开则凉,故名輼輬车。”
第一回,“萧何原是刀笔吏,叔孙通又是绵蕞生。”注云:
“绵蕞系表位标准,绵是置设绵索,蕞是植茅地上,为肄习典
礼之处,使知尊卑次序。”
这类注释,通俗易懂,既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正文,也给
读者增加不少确切的历史知识,是必要的。
蔡东藩在五四运动前后,受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思潮的
激扬,对鬼神、风水迷信以及某些封建保守思想,采取一定
的批判态度。例如:《南北史通俗演义》第九十一回写杨素与
杨广谋杀杨坚后,杨素看到杨坚“显神”时,夹批云:“贼胆
心虚。”后批云:“疑心生鬼,亦人情所常有。”“人生之不可
亏心,心苟一亏,魂魄不摇而自悸,有不至死地不止者,此
作者警世之苦心也。”《明史通俗演义》中这类例子很多,例
如:
第十一回,朱元璋欲火攻陈友谅舟师。需仗风势。铁冠
道人说:“真人出世,神鬼效灵。”周颠说:“今日黄昏便有东
北风。”夹批云:“此系测算所知,莫视他能呼风唤雨。”
第十八回,刘基为胡惟庸毒药致死。夹批云:“刘基非无
智术,惟如后人所传,称为能知未来,不无过誉,使基能预
算,何致为惟庸谋毙。”
第二十一回,建文帝用方孝孺议,仿周礼更定官制,“条
订礼制,颁行天下。”夹批云:“方氏虽一代正人,然未免迂
腐,看他下手,便是急其所缓。”第二十五回,燕王军下旴眙,
陷扬州,京师震恐,方孝孺入奏:“今日事急,且许割地议和,
暂作缓兵之计,俟至募兵四集再决胜负。”夹批云:“此老又
出迂谋。”
第二十一回,燕王对贵昺说:“今编户齐民,对着兄弟宗
族,尚相赒恤,乃身为天子亲属,性命偏危在旦夕,天下何
事可为,亦何事不可为。”夹批曰:“越是帝王家,越不能顾
恤宗族,燕王乃犹未知耶?”
当然,蔡东藩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知识分子,他
的思想深处是十分复杂的。在很多的批注中浸透着传统的封
建宗法正统思想。第二十回,太子早死,朱元璋欲立燕王棣
为储君,学士刘三吾抗奏,“孙承嫡统,是今通礼”,“弟不可
先兄,臣意谓不如立皇孙。”夹批云:“援经立议,不得以靖
难兵变、咎及三吾。”第二十一回,“燕王棣次子有爋,曾封
汝南王,竟密告棣不法事。”夹批云:“以子证父,不得为直。”
蔡东藩在夹注夹批和后批中褒贬人物时,亦常用小说曲
笔。马氏曾多次向朱元璋进谏,《明史通俗演义》第三回评道:
“好马氏,好贤妇,我愿范金事之。”褒得真切。第二十五回
写到建文帝逃出鬼门,乘道人王升舟潜入神乐观时,讽刺地
贬辱之云:“想是太祖僧缘未满,故令乃孙再传衣钵。”贬得
可也尖刻。他在描写自然人文情景,逢有自得处,可也情不
自禁地用小说批注笔法,自赏、自赞、自叹起来。例如:《明
史通俗演义》第五回写朱元璋督兵追赶元兵,“方从浔阳桥通
舟直入江中,天雨已霁,两岸波平,红日当空,青山欲滴”时,
自评云:“绝妙:好一幅大江图。”第二回后批中更是忘乎所
以地自赞、自叹云:写“郭子兴庸柔,孙德崖之贪戾,彭大
之粗豪,赵均用之刁狡,皆为明祖一人反射,尤妙在用笔不
直,每述一事,辄用倒戟而出之法,使阅者先迷后醒,益足
餍目。看似容易却艰辛,阅仅至此,已自击节不置。”
《三国演义》的正文是罗贯中写的,后人毛宗岗等批注的。
这些批语、评语既可帮助读者领会原作者的构思、意境、笔
法,也可增添读者很多文艺知识,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因此,
这种批注,发展到清末民初,成为演义小说乃至历史演义编
写体裁的定式。而且,象蔡东藩写《历代通俗演义》那样,原
作者自写正文,自写批注,并对自己的笔法进行不无得意的
自评,读来分外真切。因为别人评点,难免隔靴搔痒,甚至
多所误解之处。自写自评时,对自己的构思、意境、笔法,自
然比别人评点要真切得多。
四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改良派中严复和夏曾佑等一翼,既
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派,也认为康有为搞维新变法“操之
过激”。理由是:中国“民智未开”,只有大力兴办教育事业,
“民智”启发了,才能谈政治改革。蔡东藩原是这种所谓的
“民智决定论”者。
邵希雍在辛亥那一年为蔡东藩的《中等新论说文范》作
序说:“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本岁春,宦游
闽中,甫逾月即归,危崖勒马,智士也。夏初与晤申浦,纵
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代,余深韪之。”辛亥革命
后,蔡东藩在《民国通俗演义》第八十回中评论康有为时还
说:“彼康有为亦何为者?前清戊戌之变,操之过激,几陷清
德宗于死地,……名为保清,实则害清,是不可以己乎!”严
复,夏曾佑的改良派思想对他的影响,直到辛亥革命后余毒
尤存。
蔡东藩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安危。一
九一一年即辛亥年,他读了邵希雍的《高等新论说文范》稿
本后,说邵文假借文字,陶铸国魂。“此所谓发爱国思想,播
良善种子也。”他自己着笔撰写《中等新论说文范》时,武汉
“三户闻已兴起矣。”他欢欣鼓舞写完了《文范》,满怀爱国激
情,写《自序》说:“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
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他反对老师宿儒,专摹唐宋诸大家文调,
每下笔,摭拾古文一二语,即“自命为韩、柳,为苏、王,而
于文字之有关系,绝非所问,是谓之优孟学也可。”更反对后
生小子盲目摹学古文和报纸今文,他说:
夫我伸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强学古人,
不必不学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
以发探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
矣。窃不自量,本此旨以作文,不求古奥,不阿时好,期于
浅显切近,供少年学生之应用而已。
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革命,清帝退位,民国成立,资产
阶级民主思潮高扬,促使蔡东藩的思想起了一个大飞跃,迅
速朝向民主派转化。这时他满腔热情,满以为一经革命,全
国人民便可御外侮、雪国耻,同享共和的幸福了。可是,清
室刚推翻,民国成立不久,军阀割据,帝国主义侵略日急,国
事毫无建树,他思绪起伏,悲欢交集。他在《中等新论说文
范》的《国耻论》中说:
革命以后,耳目一新,若可与谋雪耻矣。乃二三雄桀!偶
一得志,或且营宫室,拥妻妾,但顾行乐,不顾雪耻。……
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环顾吾国,仍无一誓雪国耻者。夫
无一誓雪国耻之人,是终于无耻者也。我不敢谓此终于无耻
者其国即亡也,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惟
外族方张,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将奴我辱我,我国民乃真
万劫不复矣。
后来,他在《民国通俗演义》第四十四回写到日使迫签
丧权辱国条约,袁世凯不敢拒绝,说什么“山东、奉天一带,
已遍驻日兵,倘或交涉决裂,他即长驱直入,我将何以对待?”
“与其战败求和,不若目前忍痛,从前甲午的已事,非一殷鉴
么?”他愤怒批斥云:“试问,甲午之衅,谁实启之?今乃甘
心屈辱,想是一年被蛇咬,三年怕烂稻索。”当他写到参政院
长黎元洪为此签订辱国条约事发电引咎自责时,他又看到了
希望,又热情洋溢地说:“总之,是民国以来第一种国耻,全
体人民,须时时记着,卧薪尝胆,发愤图存,我中华国前途,
或尚不至灭亡呢。”接着还下了一个批注说:“大声疾呼,愿
国民热度,勿再效五分钟。”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接连发生孙中山下野,袁世凯
洪宪称帝,张勋复辟等等一系列复辟与反复辟、革命与反革
命的政治事变,民国命脉,真是不绝如缕。蔡东藩悲痛不已。
他对孙中山和黄兴怀着深厚感情,字里行间,洋溢着由衷的
崇敬的言词。他在《民国通俗演义》第九回末为孙中山践约
辞总统职作诗赞云:“功成身退不贪乐,让位非徒践夙盟。细
数年来诸巨子,如公才算是真诚。”第十回后批中,一则谓孙
中山“是固革命史中之翘楚也”。再则说:孙中山“亦一仁且
智也。吾重其仁,吾尤爱其智。”他赞誉黄兴为“一位再造共
和的伟人”。第七十八回作诗哀叹黄兴之死云:“才经湘水赋
招魂,日上扶桑倏又昏。偏是伟人多短命,人生天道两难论。”
他在后批中还说:“若夫创造民国之首功,应推孙、黄两人。”
他对袁世凯的洪宪称帝事,深为不满。《民国通俗演义》
第四十五回写贺振雄和李诲呈文严辞指斥杨度(功过是非另
论)等搞筹安会,准备为袁世凯称帝事,作后批云:
贺呈在指斥筹安会骂得淋漓酣畅,令杨度等无以自容,
足为趋炎附势者戒。李呈则引证袁氏申令,阳斥筹安会,隐
攻袁总统,非特杨度等闻而知愧,即老袁闻之,亦当忆念前
言,不敢自悖。然而杨度等之厚颜如故,袁总统之厚颜亦如
故,即达官显宦,俱置若罔闻,我不识廉耻为何事。
第七十六回叙袁世凯丧礼后,后批云:袁氏称帝,“小言
之,则有背盟之咎;大言之,则有畔国之愆。……乃后起之
政府,反盛称其功绩,加厚其饰终典礼,是奖欺也,是助畔
也,何以为民国训平!……呜呼袁氏!呜呼民国!”
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蔡东藩称誉蔡锷的“倒袁”、“护
国”,为民国立了特殊功勋。蔡锷死后,第七十九回中说:
“黄兴创造民国,蔡锷再造民国,”为国家立有殊勋,身故后,
应予举行国葬典礼。后批云:
蔡松坡为推翻袁氏之第一人,即为再造共和之第一功,
较诸黄克强之奔走革命,劳苦相等,而诣力实过之。……设
令天假之年,使得展骥足,保卫国家,未始非人民之福。乃
年未强仕,即闻谢世,盗跖寿而颜子夭,古今殆有同慨欤?
袁氏倒,蔡锷不幸夭亡,其后孙洪伊和徐树铮府院政客
交争,后批接着感叹说:“麟凤死而狐鼠生,华夏其何日靖乎!”
他对在京津掩护蔡锷东渡日本、潜归云南的妓女小凤仙也赞
扬备至。第五十一回后批云:“然如蔡锷之身处漩涡,不惜自
污,以求有济,亦可谓苦心孤诣。而小凤仙之附名而显,尤
足为红粉生色。巾帼中有是人,已为难得,妓寮中有是人,尤
觉罕闻。据事并书,所以愧都下士云。”
他在《民国通俗演义》第九回后批中,热情洋溢地称颂
《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宪法之嚆矢。其间虽经袁氏废弃,然
帝制隳,袁氏毙,而《约法》复活。是民国之尚得保存,全
赖《约法》之力。故本书不能不备录全文,所以存国典也。”
特别是他对《临时约法》中有关民主共和、言论自由和著作
自由的规定,更是赞扬不已。他在《民国通俗演义·自序》中
说:
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
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所
幸《临时约法》绝而复苏,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
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之所及,援笔直
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则犹是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
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
他对张勋复辟很反感,骂张勋为“曲辫子”。对参与张勋
复辟的康有为更恼怒。在他看来康有为与梁鼎芬不知清贵族
的封建君主专制早已过时,不可再复,而民主共和是时势使
然,谁也阻挡不了。第八十五回后批云:“康有为外,又有一
个梁鼎芬,是皆为清末之老生,脑筋中只含有‘事君以忠’数
语,而未知通变达权之大义者也。”“况种族革命,已成常调,
君主政体,不克再燃,即令英辟重生,亦未能违反民意,侈
然自尊,更何论逊清之余裔乎!康有为出佐张勋,已同笨伯,
而梁鼎芬复往说黎元洪,其愚尤甚。”他对民国的感情确是十
分深切。
袁世凯称帝,谋叛民国,下令改元洪宪,上海各报曾拒
刊“洪宪”年号。民国五年正月元旦,云南唐继尧和蔡锷等
护国军兴,第五十八回正文用“民国五年正月朔日”,不称
“洪宪”。并在后批中说:“惟袁氏改元,而民国正朔,应归云
南护国军接收,故于唐继尧之正朔誓师,直接叙入,不敢少
漏,看似寻常补叙,而用笔实寓有深意,阅者当于夹缝中求
之可也。”
一个人的历史观点是和他的政治思想观点分不开的。蔡
东藩是位热烈的爱国者。他在辛亥革命后,热爱民主共和,反
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反对军阀割据和政客弄政。他热
情洋溢地赞誉歌颂孙中山和黄兴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以及
蔡锷再造共和的历史功绩。他在《民国通俗演义》中评论历
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这种政治思想观点,贯彻在所有正文、
夹批、夹注和后批中。就是在历史纪年上,他也不承认袁世
凯的洪宪改元,坚持民国正朔的纪年。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民主与
科学的“五四”精神,至今闪耀史册。蔡东藩在第一百零六
回写到日本殴辱逮捕我留学生,派人去我国驻日代理公使和
留学生监督处,请与日本政府交涉,而公使与监督处竟闭门
不见。蔡东藩写诗叹道:“闭门不顾国颠危,宦迹无非效诡随。
笑骂由他笑骂去,眼前容我好官为。”在后批中还说:“青岛
问题,纯为弱肉强食之见端,各界奋起,求还青岛,虽未能
执殳前驱,与东邻争一胜负,然有此人心,犹足为千钧之系。
假令有良政府起,教之养之,使其配义与道,至大至刚,则
他日干城之选,胥在于是。越王勾践之所以卒能沼吴者,由
是道也。乃北京各校倡于前,上海各界踵于后,留学生复同
时响应,为国家力争领土。而麻木不仁之政府,与夫行尸走
肉之官吏,不能因势引导,曲为养成,反且漠视之,推抑之,
坐致有用之材被人凌辱,窃恐志士灰心,英雄短气,大好河
山,将随之而俱去也。读是回,殊不禁有深慨云。”
蔡东藩对五四运动的立场,感情是多么强烈鲜明呵!
五四运动以后,军阀当政,内讧不已。一九二三到二四
年间先则张绍曾内阁总辞职,接着曹锟贿选为总统,继则江
浙军阀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相继爆发。同时,美帝决定增
派巡洋舰侵入中国长江流域,帝国主义驻北京外交使团也密
议联合组织舰队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外患日急。蔡东
藩生活在这样内乱外患的危局下,感慨万状,忧心殷殷。他
怀着“演义救国”之志,愤笔写成《五代史通俗演义》。他在
第一回中说:
照此看来,欲要内讧不致蔓延,除非是国家统一;欲要
外人不来回鼎,亦除非是国家统一。若彼争此夺,上替下陵,
礼教衰微,人伦灭绝,无论什么朝局,什么政体,总是支撑
不住。眼见得神州板荡,四夷交侵,好好一个大中国,变做
了盗贼世界,夷虏奴隶,岂不可悲可痛吗?
接着又连写成了《南北史通俗演义》和《两晋通俗演
义》。他在后者的第一回的后批中更说:“本回开宗明义,揭
出两晋外患,由内乱而起,确是探源之论,并足援古证今,为
未来之龟鉴。可见作者别具苦心,特借史事以讽世,翼免沦
胥之苦,非好为是浪费笔墨也。”蔡东藩和他同时代怀着“国
亡有日”的预感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热望通过他演义书中的
这些历史知识能达到借鉴古人、古事,劝戒世人,匡救时弊
的夙愿,蔡东藩的一片爱国忧民的心意,读之令人悲感不已!
五
历史上较为开明的封建、资产阶级文史学者,出于其阶
级偏见,对历史上广大劳苦人民大众,时有同情之处,对农
民起义或少数民族运动,大都站在地主资产阶级或汉族统治
政权一面,颠倒是非,横加诬蔑的。蔡东藩也不例外,他在
《前汉通俗演义》第九回中把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恶辱为什
么“暴徒”、“猘犬”;写到起义军入城,张贴安民榜示时,他
讽刺地说,明明是“造反”、“叛乱”,居然说是“胜残去暴,
伐罪吊民”。第十回中写到从前的耕佣去看望陈胜事,夹批云: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写到陈胜死后,刘邦追念陈胜革命首
功,“特命地方官修治胜墓,且置守冢三十家,俾得世祀”时,
接着用奚落笔法夹批说:“偌大佣夫,得此食报,也算是不虚
此一生了。”真是极尽其污辱诬蔑之能事。他对太平天国革命
的污辱、诬蔑更厉害。早在辛亥革命那年,他在《中等新论
说文范》中的《论洪杨失败之原因》一文说:
洪杨有革命之思想,而无革命之政术。洪杨皆“盗魁”,
托天父天兄以愚人,犹是白莲、天理者教徒之末算耳,堂堂
正正之师,彼固未尝耳闻及之也。且其起事以后,蹂躏十余
省,戮杀无算,至今父老犹痛嫉之。
后来他在写《清史通俗演义》时,这种论点,毫无改变,
甚至公然为曾国藩辩护、诬陷洪杨为汉族之“大罪人”。第六
十三回有一段说:
曾国藩始练湘勇,继办水师,沼湖出江,为剿平洪杨之
基础,后人目为汉贼,以其辅满灭汉故。平心而论,洪杨之
乱,毒痡海内,不特于汉族无益,反大有害于汉族。是洪杨
假名光复,阴张凶焰,实为汉族之一大罪人。曾氏不出,洪
杨其能治国乎。多见其残民自逞而已。故洪杨可原也而实可
恨,曾氏可恨也而实可原。
第七十三回更说:“后人还说‘长毛’乃是义兵,实是革
命的大人物,小子万万不敢赞同。”辛亥革命时期的人,大多
称曾国藩为“汉贼”,称太平军为“义兵”,章太炎也曾为
《洪秀全演义》写过序,序文中尊称洪秀全为“洪王”,并把
洪秀全尊之与诸葛亮、岳飞“二公相等”,甚至与明朱元璋并
称,说“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
命,颂扬备至。蔡东藩对农民革命的阶级偏见,比起一般资
产阶级民主派来确是保守、落后得多。他的这种偏见,贯彻
在他每一朝代《通俗演义》的正文、夹批、夹注和后批的行
文中,这是读者们应随时注意识辨的。
蔡东藩在《历代通俗演义》中写到中国历史上的五胡十
六国、元朝和清朝的少数兄弟民族的贵族统治历史时,写得
尚较平实。以《清史通俗演义》为例,他第一回中论及清代
政治历史时,指斥时人过多贬抑之说云:
后来武昌发难,各省响应,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
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复了。自此以后,人人说清朝政
治不良,百般辱骂;甚至说他是犬羊贱种,豺虎心肠。又把
那无中生有的事情附会上去,好象清朝的皇帝,无一非昏淫
暴虐,清朝的臣子,无一非卑鄙龌龊,这也未免言过其实哩。
……小子无事时,曾把清朝史事,约略考究,有坏处,也有
好处,有淫暴处,也有仁德处。若照时人所说,连两三年的
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撑到二百六十多年。
他对康熙帝的评价,更是歌颂不已。他在第三十回中说: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守成之中,兼寓创业。”生活上“自
奉勤俭,待民宽惠”,“满族中得此奇人,总要算出乎其类,拔
乎其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来的旧史学家、文
学家、思想家受其阶级的局限是不可能正确理解历史上的民
族关系的;而且绝大多数受传统的大汉族主义较深,即或蔡
东藩本人也难例外。他在《两晋通俗演义》中写到刘曜、石
虎等少数民族统治者时,亦多“夷缭”、“胡种”、“胡羯”、
“悍虏”等恶称。第四十六回后批云:“晋元东渡,两河为墟,
胡羯鲜卑诸部落,乘势入据,互相吞并,其目无典午也久矣。”
他辱骂石虎“横行河洛,称霸一方,天地晦盲,虏腥四煽。”
确是事实,旧史家中能象他这样评论清朝历史和康熙帝是少
有的。前面说过,他在辛亥革命后虽然朝向民主派转化,但
受资产阶级改良派拥满思想的影响较深,他这样地称颂清朝
历史和康熙帝,不是偶然的。有人说:蔡东藩对清朝历史的
这些评论是“比较公正”的,那就估计得太高了。“公正”云
乎哉!值得注意的,他在《民国通俗演义》第四十八回后批
中评论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时的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
文说:“或谓任公之文,尚有保皇口吻,仍未脱前日私见,斯
评亦似属允当,观其譬喻之词,与推阐之语,实属颠扑不破。”
辛亥革命后蔡东藩为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叫好,对其尚有
“保皇”“私见”表示不满,这是合乎他思想发展规律和特点
的。
在旧社会里,妇女受政权、族权和神权等封建宗法制度
和思想的束缚外,还受着夫权的束缚。某些旧学者,即或是
受西欧自由平等思想影响较深的近代资产阶级学者,也难超
脱传统封建宗法思想的旧框框。是的,蔡东藩写《民国通俗
演义》时,曾表彰妓女小凤仙。在《两晋通俗演义》第二十
九回中写到宛城被围,荀崧女荀灌年仅十三,夜率僚佐突围
求援事时,夹批云:“全无一些儿女态,真好英雄。”后批云:
“如此奇女子,求诸古今史乘中,得未曾有,本回力为摹写,
尤足使女界生色。”这样评批是好的。但是,他毕竟是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中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封建传统思想千
丝万缕,割不断,理又乱。他在政治上热情地赞扬民国的共
和民主和《临时约法》的平等自由,可是在民国初年社会伦
理道德特别是妇女参政等问题上,他可难理解了。他对当时
女学生爱国运动多所非议,在后批中紧接上文以古讽今地借
题发起牢骚来:
吾慨夫近世女子,厕身学校,假平等自由四字为口头禅,
居然侈言爱国,要求参政,曾亦闻有荀灌之实心实力,得保
君亲否耶?他如梁纬妻辛氏,秉贞抱节,不肯苟全,谁谓中
国妇女,素无学识,以视今日之略识之无,眼高于顶,自命
为士女班头,而反荡检逾闲,不顾道德,吾正不愿有此奇邪
之学识也。
不仅如此,他在《唐史通俗演义》开篇就大发“女宠”、
“女祸”之谬论说:“唐朝演义,好做了三段立论:第一段是
女祸,第二段是阉祸,第三段是镇祸。若从根本问题上解决
起来,实自宫闱淫乱造成种种的恶果。所以评断唐史,用了
最简单的三字,叫做‘唐乌龟’。这真所谓一言以蔽呢。”
在对待封建宗教迷信方面,他受“五四”前后民主与科
学思潮的影响,还是有所揭露和批判的,但在论及人事休咎、
朝代兴衰、存亡等社会历史问题时,他和其他旧文史学者一
样,无可或免的也堕入“因果报应”论和“劫数”、“天道”的
定命论泥坑里去了。他在《南北史通俗演义》第十二回后批
中评论北燕北凉之兴亡时说:
然冯弘之得国也,由于乃兄之宠宋夫人,嫡庶相争,因
乱窃位,故其受报也亦在于宠妾;沮巨牧犍之嗣国也,由于
乃父之潜杀男成,昆季相戕,托名报怨,故其受报也即于艳
嫂。报应之来,迟早不爽,阅者观于燕凉之遗事,有以知国
之由来矣。
他在《明史通俗演义》第九十八回后批中论张献忠入西
蜀事云:“盖中原无主,任其偏据一方,莫之过问,蜀中受其
涂毒”,“意者其劫数使然欤?”第八十八回写吴中市民颜佩章
和杨念如等五人驱逐魏忠贤东厂缇骑后,夹批云:“是恶贯满
盈,天道有知,也不容他再横行了。”是的,他曾受资产阶级
民主与科学思想薰陶,他在承认“天道”的同时也肯定“人
事”。他在《南北史通俗演义》第一回综论国家兴亡和社会治
乱时说:“一半是关系人事,一半是关系天数,人定胜天,天
定亦胜人,这是天下不易的至理。”“人定”与“天定”谁主
谁次呢?他说什么“世运百年一大变,三十年一小变”,“治
极必乱,盛极必衰,衰乱已极,复治复盛,好似行星轨道一
般,往复循环,周而复始”,归根到底,还是“天定”。
特别值得注意的,他受正史纪传体断代史史法的影响,字
里行间,很少写到社会经济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活动的事迹,演
的尽是些帝王将相等统治阶级内部篡窃乱夺王朝递变间社会
战乱乃至宫闱秘闻之义,全是唯心史观的一套。至于叙述宫
闱丑事,更嫌笔墨不洁。这些都是封建糟粕,读者们更应随
时注意识辨。
蔡东藩的这部历史演义巨著的成就和局限,是值得我们
深入研究的。我们应该及时总结好蔡氏这份学术遗产,去其
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做好批判继承工作。希
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和史学
理论,为我们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祖国,早日采
用广大人民所喜爱的历史演义体裁,谱写出一部具有传统民
族风格的人民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一九七九年三月于上海师大
一九七九年十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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