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获得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引起国人的极
大关注。大江崭露头角之初,就已博得日本文坛的高度评价。
川端康成最早肯定“大江是具有异常才能的作家。”三岛由纪
夫说,“大江之学技巧的圆熟,达到了白璧无瑕,堪称为日本
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江藤淳评论道,“除大江之外,其
他作家是写不出这样充满鲜活的芳香的文体来的。”松原新一
等人合著的《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用肯定的文字将大江
健三郎定位在“新时代文学的旗手”上。也就是说,大江早
已成为日本战后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广为人们所瞩目。
大江健三郎是接受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于50
年代走上日本战后文坛的。50年代以后,随着战后的时代的
终结,日本社会开始摆脱战后的混乱、贫困和战争的阴影,但
又面临新的矛盾和危机。日本存在主义从探讨战争和战后人
同时代的游戏3
的基本存在的关系,转而关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人
的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大江的存在主义摆脱了战后存在主义
的基本倾向,在文学表现的观念上和形式上都发生了相应的
变化,转向关心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以及新时代核武器对
人类的威慑等新问题。因而时代危机的意识成为大江的存在
主义文学的主调。
大江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人的存在的本质观念;二是发挥文学想象力的表现;三是
追求“介入文学”。这三方面表现在创作上,是从心理、生理
和社会三个方面捕捉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具体通过个人体
验的现代人面临的核危机、残疾危机和性危机来寻找现代社
会的定势,从而形成大江式的存在主义文学。也就是说,大
江将存在主义日本化。大江创作的一贯主题是描写人在闭塞
的现实社会中寻找失落的自我的状态,以及人在被闭锁的
“墙壁”里求生存的状态。我们读过大江的《死者的奢华》、
《他人的足》、《人羊》,乃至后来的《感化院的少年》等,就
可以感受到他的小说的特质,是在文学上凸现生存的危机意
识。作家在这方面的感觉是敏锐的,但他所探索的,不是人
的消极的、否定的一面,而是人在现代闭塞状态下求生存的
积极的、肯定的一面。应该说,大江对萨特存在主义的吸收
和对战后时期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承,首先表现他对社会
的参予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其次积极把握日本史转型期的重
大事件加以文学化。由此可以看出,大江非常重视作家的历
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并且把它们视为作家自我实现的一种方
式,也是作家主体性实现的一种方式。
4代序
缘此,他的作品常常带上浓重的政治影子,也就是对各
种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通过文学来发表自己的见解,比如将
批判天皇制、反核武器具体到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等政治命题
形象化。尽管如此,他又不是图解式地直接表现政治的实相,
更不是将文学简单化为政治的载体,而是与作为人的生存的
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想象力而加以发挥。
比如《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洪水涌上我灵魂》,幻想着
模仿百年前在山谷的农民暴动,组织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
的暴动”,或者幻想着地面上发生核爆炸、地壳大变动、大洪
水涌来等等。从表层来看,似乎是作家面对政治危机、核危
机、破灭与死,陷入追求个人内心的不安和虚无中,但从深
层来看,却含有更为积极的内容,它不仅展现了一个异化、扭
曲和丑恶的世相,而且表现了在政治重压、核威胁下,人存
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又
相互疏远的关系,并深入探索今日人如何拓展自己的生存空
间。
为此作家超越了单一的意识,建构了自己独特的观照世
界的“眼”,强调了作家意识与“眼”的密切联系,以及
“眼”和观照的必要联系。他把设定视点和导入“眼”作为创
作小说的秘密,并且解释说:
这种观照、其本身只有通过设定独自的视点、真
正导入被选中的“眼”,最浅显地给作家提供一个为
了创造超越于自己世界的线索。我正是以这种思考
方式来作为自己的小说观的最根本的核心。
①
继《洪水涌上我灵魂》之后,大江自认为最得意、最令
他怀念的长篇巨作《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同时代的游
戏》的出现,最充分地体现了作家上述小说的最根本的核心。
作家设定的视点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是从宇宙派遣了“二人
帮”来地球摆脱“地球危机”;一个是从“村庄=国家=小宇
宙的历史”,创造了无限大的宇宙空间,让巨人创造者和破坏
者在这宇宙空间展开格斗。实际上,作家是通过这一视点而
导入自己独特的“眼”,以超越于自己设定的虚幻世界,来完
成一个新的真实的观照世界。这两者的联接点就是想象力。于
是作家插上了想象力的翅膀,遨游于现实的世界。这样作家
意识,也可以说作家的目的意识,就自然地流贯于小说的世
界和人的实存的世界这两个内与外、表与里的世界。
日本文学评论家武满彻写道:“我们(人类)处在迷失现
代文明的总体性的状态。信息的泛滥把人驱赶到一条狭窄的
死胡同,但那是人自己招来的,这种前景被闭锁在黑暗中。大
江健三郎的新作《同时代游戏》是继《摆脱危机者的调查
书》之后又一部强烈希求恢复总体性的书。而且与前作比较,
在这里构筑的言语空间更多样性地具有作为时代战略的确实
的具体性。读者在这一语言的迷宫里不仅不会迷失自己,而
且可以感觉和体味到超越于它和总体性的一致。于是在无限
同时代的游戏5
①摘自《语言与文体,眼与观照》
6代序
大空间充满谐谑和暗喻,明显地划出了时代的黑暗和轮
廓。”①
可以说,大江文学虽然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它吸收存
在主义的文学技巧多于文学理念,而吸收文学理念也是按照
自己的思考方式来取舍与扬弃而加以日本化的。他的上述由
“眼”与观照统一构成的文学观,以及具现在上述两部长篇小
说的创作技巧,形成了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特征之
一。
吸收西方存在主义的想象力的表现,以及传承日本式的
想象力和传统的象征性表现,并使两者达到完美的统一,是
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另一个特征,他发挥想象力作
用的时候,总是把想象力与记忆联系在一起,想象未来,回
忆过去。他认为“思考过去和未来,保持总体的记忆和想象
力是切实必要的。为了获得这种记忆和想象力,必须抑制所
有面的一方的力量。必须通过拒斥被抑制的心,在自由地解
放的精神上,回忆过去,想象未来”②。大江最后强调这种想
象力是低抗“邪恶势力”的手段,正是一般民众和艺术家的
最低限度的共同义务,因而他提倡的想象力是“政治的想象
力”,这是他思考想象力的出发点,也是大江发挥想象力的立
足点。
然而,文学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是不同质的两个世界,所
以大江主张运用想象力的语言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
①摘自《同时代的游戏》解说词。
②摘自:《记忆与想象力》。
而这座桥是把桥墩深埋在人的本质性的实存之中,使小说世
界走向政治世界。比如,从《人的性世界》、《我们的时代》到
《个人的体验》、《哭嚎声》就是通过性的形象或想象力的语言,
对现实的再创造,显示了作家对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
考,包括对战争问题,以及天皇制、日美安全条约等体制问
题的见解。又比如,反核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但
大江没有使用政治概念的语言,而是将这个问题植入人性的
深层,并使用想象力的语言表现出来。《摆脱危机者的调查
书》、《青年的污名》就是通过作家的想象世界,展现现代人
在政治争斗、右翼噪动和核劫持的面前,对人性的呼唤。他
在《现状和文学创作的想象力》一文中说明,这是他“对周
围现状的认识,并反复发挥自己文学创作的想象力”。也就是
说,大江在想象力的世界里,表述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和实
现了他的文学主张。
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还有一个特征,表现在他将
日本本土的文化思想作为根干来培育其存在主义文学的枝
叶。大江对日本人作为自然神信仰的树木与森林,以及日本
传统文化结构的家与村落共同体情有独钟。这固然是由于大
江出生在四国岛上一个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的村落里,与
森林、村落有着浓密的血缘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传统
的文化思想和文化结构抱有一种密切的亲情。他在作品中常
常将象征神的树木与森林看作是“接近圣洁的地理学上的故
乡的媒介”,并且作为跃入文学传统的想象力的媒介,以一种
亲和的感情去捕捉它们。从早期的《感化院的少年》起,经
过《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时代的游戏》、《MAT与森林里
同时代的游戏7
8代序
奇异的故事》,直至今年3月刚全部问世的三部曲《燃烧的绿
树》等作品里的森林或山谷村落,始终都是作为日本的心象
风景而在作家的感觉世界中展现。特别是以这些传统的东西
扩展为文学的空间,从实质上说,拓展为更具文化内涵的社
会空间乃至时代空间,并且加入民族的神话,东方神秘的哲
理——再生与救济,从而使创作既获得独自的、更为丰富的
想象力,又紧密地贴近时代与社会。因此可以说,大江健三
郎的创作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
一体。广而言之,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使传统与现代、
日本与西方的文学现念和方法一体化,从而创造出大江文学
的独特性。
在西方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大江以为“20世后半叶给文
学冒险家留下的垦荒地只有性的领域了”,于是他在这一领域
里开辟了一块“性+政治”的试验田,把性与政治作为表现
人的存在和状态的两个重要的表征,并且实实在在地耕耘着。
他的试验性的作品《人的性世界》、《我们的时代》自不用说,
他的《日常生活的冒险》、《哭嚎声》也都是抱着对现实社会
的逆反心理,以性为通路,通过反社会的性行为,向现实世
界中的日常生活挑战,向现今的权威主义者挑战,来寻求人
的真实存在。正如《哭嚎声》的主人公最后在现实的压迫下,
在孤独和焦灼中,不得不呼喊出“我是人”!
在这些作品里,大江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使用了
一些有关精神病理学的用语,但其着重点是强调性与政治的
表里关系。他没有在生理的因素上多做文章,而是利用生理
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交叉系统,多角度地通过形象来叙述
同时代的游戏9
人性的本质和根源,以及人深深扎根于生的欢悦的愿望,同
时把“性”作为政治的暗喻,展现现代人的性世界,其最终
目的是为了探索打破这个窒息的社会现状的可能性,给读者
提供一个崭新的窥视日本社会的视角。大江面对某些评论家
对他的这几部作品的充满道德意识的抨击,在《文学笔记》中
作了如下的辨析:
只要是关于性的人,那么性的形象就是一种能
够位移的、使多样的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
由此可见,大江关于性问题,是作为一个文学上的严肃
问题来思考的,性的形象不是孤立的形象,而是由生理、心
理、社会等多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他探求的性,不是性的
自然属性,也不是分割了性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联系,而
是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复杂性相对应,对其他社会文化
因素、也包括政治因素相统一的,反映了人的性被压抑和求
解放的愿望。性现象的复杂性,实际上是社会现象复杂性的
反映。大江闯进了前人难以取得成功的这一领域,自觉地将
这一命题作为作家的命运,巧妙地把握了性与政治统一的创
作原理和方法,并大胆地付诸创作实践而取得了成功。
当然,大江在这一领域实践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在于
他采用独特的文体来建构其作品。他既反对规范主义的古典
文体,也反对个性主义的特异文体,而主张“存在论”的文
体,即感觉与知性结合的“比喻·引用文体”。也就是说,比
喻是感觉性的,引用是知性的,两者邂逅而形成大江文体的
10代序
特质。在大江文学中,比喻文体的表现扮演着重要的暗喻、讽
刺和批判角色,同时成为发挥文学上的想象力的一羽重要的
翅膀。但比喻文体的表现只能在容许的限制范围内,并不能
无限制地扩张,相反它是受到引用文体的知性的制约,使比
喻文体的感觉性纯化和洗练化,以保持想象力的向性作用。举
例来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开卷首句:“在黎明前的黑暗
中醒来,寻求着一种热切的‘期待’的感觉,摸索着噩梦残
破的意识”,这就是大江的文体的规范句。它既表现感觉的观
念,又表达了知性的思考,为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的故
事交替展开,为在语言空间中充分发挥其具有导向性的想象
力作了坚实的铺垫,使作者也使读者进入一个确实存在的自
己的世界。也就是说,确保在想象世界中维持一种实实在在
的存在感。
大江强调文体对于保持文学上的想象力的生命的必要性
时就曾指出:
第一,正如从最先作为问题那样,不能将语言
作为单纯的概念来使用,而常要通过与现实的事物、
它们所构成的世界本身对应,来使用表现物本身的
语言。也就是说,语言必须根源化、物质化。
第二,与作家自己拥有的语言世界、自己的意
识世界一样,要自觉认识到其片面的性格,并且克
服它。因此也要使自己的语言与现实的状况相对应,
同时争取使用适应现实状况的复杂性的多样语言。
也就是说,心须将语言多样化。由此,一个作家的
语言最好是总体化的,即能够覆盖一个时代总体状
况的语言。
①
也可以说,大江发现了想象力与语言的相位,让其文学
的想象力立足于语言的总体化的位置上,使语言物质化根源
化的作用和状况对应的语言多样化作用互制互补,既扩大其
想象的活动范围,又保持与实存世界最直接、最具体的联系。
这就是大江“存在论”文体的基本特征,也是大江存在主义
文学日本化的根本保证。
大江文学的异彩,正是在和(日本)洋(西方)文学的
相互交替中碰撞和融合而呈现出来的。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从
日本走向西方,从东方走向世界,也是源于此吧。
作为代序,我最后必须再说几句话。
首先,承蒙挚友、日本北海学园大学千叶宣一教授作为
本小说系列的顾问,为促成本系列的顺利问世做了大量的工
作;挚友矢野玲子女士闻知我们要进一步介绍大江健三郎的
作品,主动惠赠大批有关大江的图书供我们参考。
其次,作家出版社副总编王文平、编辑室主任张水舟
(半岛)两位先生和我们一起,为策划这套系列的翻译与出版,
付出了很大的心力;我们的同行、翻译家李正伦、郑民钦、包
容、林怀秋、谢宜鹏诸先生通力合作,在短时间内以较高质
量完成了翻译工作。
同时代的游戏11
①摘自《状况与文学的想象力》。
12代序
有了他们的智慧、心血和耕坛,保证了本系列在新春伊
始就与广大读者见面,作为主编,我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
的感谢。
1995年12月15日于北京团结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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