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pdf电子书下载)[s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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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吴恩裕
一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公元前３８４—３２２）是西方学术
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许多学科中，如哲学、伦理、逻辑、心
理、物理、生物等等，他都写下了开创的或重要的著作。在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他也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学是关于
阶级斗争的学问：有剥削阶级的政治学，也有被剥削阶级的
政治学。用剥削阶级的观点创立政治学的体系，亚里士多德
实为第一人，他的《政治学》也是一部首创的著作。在他以
前，曾经有过奴隶主阶级的著名政治家，如梭伦、伯利克里，
但他们没有留下政治论著。曾经有过片段的政治见解，如辩
士派和苏格拉底的某些主张，但那都不成其为政治论著。也
曾经有过像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样的著
作，但那部书与其说是政治论著，倒不如说是杂揉哲学、伦
理、教育以及政治的混合著作，不能说是创立了剥削阶级政
治学的独立体系。柏拉图的《政治家》和《法律篇》两书，就
其骨架的狭小和内容的单纯来说，也都不能算是建立了这种
政治学体系的著作。惟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在
下述意义上，的确可以称为剥削阶级政治学的创始之作。
第一，《政治学》是一部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和原理的著作。
１政　治　学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讨论政治学的问题是和伦理学的探究分
不开的。例如柏拉图便在《理想国》中，把个人的正义和国
家的正义问题，亦即伦理和政治问题，混在一起的。到了亚
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便把两者截然分开了。他对于伦理问
题的探讨，另有一部《伦理学》。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分家，
正是剥则阶级的政治学“独立”成为一个体系的主要条件。当
然，伦理和政治的彻底分家，还有待于马基雅弗利（Ｎｉｃｃｏｌｏ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１４６９—１５２７）的《君权论》（１５１３年）一书；
但是政治学和伦理学相对的分家，却不能不说始自亚里士多
德的《政治学》。
第二，我们说《政治学》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学的创始著
作，不仅由于它是一部专门讨论国家和法律的政治论著，而
且也由于《政治学》一书的体系和内容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
治学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学者对《政治学》一
书的考据所得的结论是不一致的。就结构和内容而言，有人
认为《政治学》中各卷可以分成两组。第一组是讨论理想中
的国家的，第二、三、七、八各卷属之。第二组是讨论实际
政制的，第四、五、六等卷属之。余下的一卷是结论。但也
有人说，《政治学》是由三种单独的论文组合而成的。第一种
论家庭，如第一卷。第二种论前人理想国的见解以及当代最
完备的宪法，如第二卷。第三种论国家、公民及宪法的分类，
如第七、八两卷。这两种考据结果似乎是不同的。可是，根
据《政治学》一书的实际内容而言，它基本上包括两种问题
的讨论：（一）关于政治理论的讨论；（二）关于现实政制的
讨论。这种在政治学中既包括政治理论问题又包括政治实际
２政　治　学
问题的体系，大致说，一直为各个历史阶段的剥削阶级政治
学者所继承。直到帝国主义时期，在英国流行的著作如拉斯
基（Ｈ．Ｊ．Ｌａｓｋｉ，１８９３—１９５０）的《政治典范》，在美国流
行的教科书如迦纳（Ｊａｍｅｓ　Ｗｉｌｆｏｒｄ　Ｇａｒｎｅｒ，１８７１—１９３８）
的《政治科学与政府》，在体系上，都是先泛论国家的性质，
然后再讲政治制度的。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它们都没有摆
脱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影响。
第三，除了以上两点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
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确实是剥削阶级政治学的一
部最早的著作。这个理由就是，尽管《政治学》一书中所贯
彻的观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阶级奴隶主的观点，但这
一观点却是同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观点本质上有相通之处
的。这就是说，尽管奴隶主的城市国家不同于封建领主的封
建国家、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国家，尽管后二者都各有其独
特的性质和经验，但是，它们都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或者说，
它们都是剥削阶级的压迫工具；从而，研究这些压迫工具，在
理论上便有相通之处，在实际上也有共同之点。我们主要是
在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这部《政治学》是历史上一切
剥削阶级的政治学的开山之作。
在本文以下各节，我们第一，要指出《政治学》一书中
所包括的奴隶主阶级的观点。第二，要指出这一观点在哪些
方面的应用是和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相通的——亦即后来被
封建阶级学者和资产阶级的学者认为是“政治学”中的永久
不变真理。第三，要指出亚里士多德对当时实际政治的态度
和主张是什么。
３政　治　学
二
亚里士多德生值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奴隶制社会的危机时
期。伯罗奔尼撒战后，雅典社会各阶级如商人和手工业者，都
受到战争的很大影响，农民更遭到严重的损害。由于土地集
中于大奴隶主手里，奴隶制进一步发展，和高利贷者的盘剥，
许多农民无地可耕，只好跑进城市里去做自由贫民。战争使
雅典的国库枯竭，以致不能执行旧有的对城市贫民的配给和
援助政策。雅典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于尖锐化。
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在政治上的反映是：雅典奴隶主国
家发生严重的动荡不安，不但在雅典，而且在每个希腊城市
国家里，除了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基本矛盾之外，都有富有
奴隶主阶层同自由贫民之间的激烈斗争。对于这一情况，柏
拉图曾经有过希腊的每一城市国家都已分裂成为“富人之
国”和“穷人之国”的慨叹。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公元前３９９
年，斯巴达发生了基拉东自由贫民的起义。公元前３９２年发
生了科林斯自由民下层反对寡头势力的流血斗争。在亚里士
多德的幼年，公元前３７３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棍棒党起
义，他们杀了富有奴隶主，没收并分配了他们的财产。自由
贫民与富有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形成了希腊城市国家
末期的主要矛盾。
至于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奴隶，他们当然是要反抗奴隶
制度的。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多少文字材料，但是希腊历史各
个时期的奴隶起义，便是最好的说明。就思想史而言，远在
公元前五世纪就有人提出反对奴隶主国家和法律的思想，在
４政　治　学
希腊戏剧家所写的剧本中，也有这种思想的反映。其后，虽
然由于奴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不可能有什么思想史的
资料流传下来，但是，他们反对奴隶制度和奴隶主国家的思
想和感情，却是不会改变的。他们的行动和思想同奴隶主阶
级的行动和思想构成了奴隶制社会中最基本的矛盾。
目击希腊、特别是当时作为希腊文化重心的雅典这种分
崩离析的状态，亚里士多德从中等阶层的利益出发，主张用
加强中等阶层的力量的办法来平衡富有者和贫民之间的矛盾
和斗争，使奴隶主国家不至崩溃。
亚里士多德生于斯达奇拉城。他少年去雅典柏拉图的书
院读书，受柏拉图的影响颇大；但后来终于摆脱了他的影响，
而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公元前３４２年，他做了马其顿国
王的儿子亚历山大的教师。亚历山大公元前３３６年即位，亚
里士多德便回到雅典郊外的里栖阿姆（Ｌｙｃｅｕｍ）设立书院，招
收生徒，从事讲学，直到公元前３２２年死时为止。在哲学上，
亚里士多德摇摆于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他“对外在世界的
真实性，并无怀疑”，所以接近唯物论。但他又认为：万物的
基础及其内在的本质却是形式，物质只是它们的第二个基础
和本质。他主张形式先于物质。这便又是唯心论的主张了。在
认识论上，他也动摇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方法之间，可是他
却“研究过最重要的辩证思维的形式”，而与黑格尔同为思想
史上曾经对于辩证法或多或少加以精确研究的两个思想家。
亚里士多德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二元和折衷的思想和态
度，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温和民主制的主张，在
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思想和态度的反映。
５政　治　学
虽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所代表的阶层不同，虽然他们
的政治主张也不相同，他们却都是奴隶主国家的忠实拥护者。
然而，就是在柏拉图的时候，也已经有了某些奴隶主阶层分
子，鉴于城市国家中不断的“党争”，根本厌倦了城市国家的
生活，怀疑“为了求得良善的生活，必须参加国家生活”的
看法，而认为：在道德上，个人追求良善生活是自足的，国
家的生活可以与此无关。苏格拉底的学生安蒂叙尼（ＡｎｔｉｓA
ｔｈｅｎｅｓ）的制欲主义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这种思想一直延续
到“希腊化”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这种“隐逸”或
从国家中“引退”的思想，大肆攻击。柏拉图在他的《理想
国》中，曾经斥责那种把生活的水平缩减到最低限度的必需
品上去，是“猪的国家”而不是人的国家。业里士多德在其
《政治学》中也曾说过：一个人若能离开国家而生存，他不是
个野兽，便是一个神。这师徒两人的逻辑是：不加入城市国
家就不可能过人的生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坚决拥护
奴隶制的思想家，他们之有这种想法是不奇怪的，因为维护
奴隶制度首先必须维持奴隶主的国家政权。
远在公元前五世纪，欧里庇特（Ｅｕｒｉｐｉｄｅｓ）的剧本中就
有反对奴隶制度的明显主张。
“只有一件东西给奴隶带来耻辱，
那就是‘奴隶’这个名字；
　在所有其他方面，
奴隶并不劣于自由人，
　所以他也有个公正的灵魂。”
这就是说，从“自然”出发，奴隶制度是没有根据的。因
６政　治　学
为奴隶和自由民是一样的，奴隶之所以为奴隶，完全是“人
为的”，那是社会制度使然。可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奴隶制，
却持与此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奴隶制是合乎自然的制度，奴
隶生来就比常人低劣，而且他们还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性质；他
们没有理性，他们不能统治自己而必须由他们的主人来统治。
他们是工具，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罢了。他们在家庭中的
地位，也只是活的工具，而不是“人”。如果说上引这类词句
只是些反对奴隶制的标语口号，那么，柏拉图对话集中的
《高尔吉亚篇》（Ｇｏｒｇｉａｓ）里所说下面的话，不管原来是为了
证明什么结论，至少也可以作为“奴隶是强力造成的结果”的
论证：
“……假如一个人具有充分的自然力量，……把我们成文
的法令、欺骗和鬼话，以及违反自然的法律，都一概摒弃，并
且置诸脚下，那么，这个人不但不能做我们的奴隶，而且还
要超乎我们之上，做我们的主人。”
可是，对于这种分明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必然演变而产生
的、用国家暴力镇压来维持的奴隶制度，亚里士多德却硬要
把它说成是“自然的”或“合乎理性的”制度。可见，作为
奴隶主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亚里士多德的阶级偏见是极深的。
在这种偏见之下，他便把国家视为公民的联合团体，而他所
谓“公民”，则是指既有治人的能力也能被治的人们。这样，
在公民中不但排除了和他们同是圆颅方趾而只是不被当做
“人”看待的奴隶，也排除了劳动阶层：因为，在他看来，劳
动人民过于依赖他人的命令，而没有统治的能力，所以不适
宜于享有公民的特权。他所谓“人生来便是政治的动物”这
７政　治　学
句话中的“人”，也不过只是奴隶主富有阶层的代称而已。亚
里士多德这种看法，显然是对于当时奴隶主阶级内部分化的
一种辩护。因为，事实上，在雅典这个“最民主的”希腊城
市国家中，能够参加所谓“直接民主政治”活动的，也不过
是奴隶主阶级的中上阶层而已；至于贫苦的自由民，是没有
机会参加那种活动的。
正是在对于公民持这样一种看法下，正是把国家视为这
样一些公民的联合团体，亚里士多德才提出他对国家性质、目
的和起源的学说。
三
国家是什么？国家的目的是什么？这都是《政治学》开
卷第一章所要回答的问题。由上节所讲公民的身分和政治生
活的成员和内容看来，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
是阶级暴力，它是一定的阶级为了压迫其他阶级而创设的暴
力机关。就希腊的城市国家说，很明显，它是奴隶主阶级为
了镇压奴隶阶级而创设的暴力机关。然而，亚里士多德却说：
国家是社会团体之一，它囊括其他一切社团；既然每一个社
团都以一种善为目的，则国家便是以最高的善为目的；伦理
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则是探究人群的善的。在这些意义
上，政治学被他认为是最高的科学。
这一说法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掩盖国家阶级本质
的学说。固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歪曲了国家的起
源和本质；但他的手法却是先把国家和社会等同起来，然后
再用成立社会的需要来顶替建立国家的理由，从而令人觉得
８政　治　学
国家（实则是社会）乃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可是，亚
里士多德却把国家同其他社会团体分开，并突出国家的地位
和作用，说什么国家是最高的社团，它的目的是实现“最高
的善”。把国家和社会分开而找出理由，说明国家是必要的、
中立的、为“人民”谋福利的等等，乃是此后绝大部分的剥
削阶级思想家袭用亚里士多德否认国家阶级本质的办法。西
塞罗（Ｃｉｃｅｒｏ，公元前１０６—４３）说国家是“人民的事务”，阿
奎那（Ａｑｕｉｎａｓ，１２２７—１２７４）认为国家的职能是使“公民得
到快乐而有道德的生活”，这些固然都是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影
响；就是近代思想家如博丹（Ｂｏｄｉｎ，１５３０—１５９６）认为主权
是国家特有的权力，它是划分国家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标准的
看法，也显然可以从中考出亚里士多德的语汇和基本概念。至
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洛克（Ｌｏｃｋｅ，１６３２—１７０４）、卢梭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７８）等等，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边沁
（Ｂｅｎｔｈａｍ，１７４８—１８３２）、孔德（Ｃｏｍｔｅ，１７９８—１８５７）等等，
以及帝国主义时期的法学家如狄骥（Ｄｕｇｕｉｔ，１８５９—１９２８）、凯
尔森（Ｋｅｌｓｅｎ，１８８１—　）等等，无论他们用什么具体论据来
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他们都是采取先把国家和社会或其他
社会团体分开，然后再为国家的权力辩护这一办法的。当然，
采取柏拉图那种把国家同社会混为一谈而后再说明国家权力
的必要性的办法的，也不乏其人；但这个办法在社会愈益向
前发展、阶级斗争愈益趋于激烈之后，便愈发不能欺骗人民
了。
剥削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有他们一套手段和“理论”；但是，
阶级斗争的科学却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的。亚里士多德之
９政　治　学
所以得出这样的国家理论，根本上是由于他的奴隶主阶级立
场使然；但也正由于他坚持奴隶主的阶级立场和观点，他也
就不可能用正确的方法来探索国家的阶级本质。他一方面认
为国家是由家庭到村落由村落到国家这个“历史的”过程发
展的结果，另方面却又用“人的本性”（ｍａｎ’ｓ　ｎａｔｕｒｅ）这
一概念来阐释国家之所以为“最高的”团体的理论根据。亚
里士多德的父亲是个医生，他自幼就受了生物学方面知识的
影响。他对于“自然”（ｎａｔｕｒｅ）是采取生物的观点的解释。这
一生物的自然观、本然观或本性观，首先把事物的本性看成
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终于认为发展到最高阶段才算充分地
体现了它们的本性、本然或自然。例如一根树苗虽然具有其
所以为树的本性，但只有经过长期发展成长为一棵大树的时
候，才能成其为十足意义的树。动物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
上，他说：“人的本性就是政治的动物。”就个人论，他不是
“自足的”，家庭和村落的生活，虽然是较高的发展阶段，但
最高的，使“快乐而光荣”的生活成为可能的，则是国家的
生活。从个人到国家被他看成是个由不完全到完全、由根本
意义到十足意义上的人实现其本性的过程。家庭生活、村落
生活只是使生活成为可能，而国家则以实现人的美满生活为
目的。因此，国家的生活是人的本性的完成。
人性论虽然是到文艺复兴时期才由新兴的“中等阶级”所
制造的理论，但它的萌芽却是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找
出来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一切剥削阶级的压迫被剥削者的
基调，总归是一致的。在上述亚里士多德的议论中之所谓
“人的本性”，显然只是奴隶主统治阶层的阶级本性。只有他
１０政　治　学
们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建立了并且要巩固他们的阶级统
治，而奴隶则适得其反地要推翻这种统治。希腊的奴隶主不
把奴隶当做“人”，然而奴隶毕竟都是人，他们有的是一些陷
于深重的债务不能自拔的穷人，有的是一些军事上战败的俘
虏，也有的是为了其他原因被插上标志在奴隶市场上出卖的
人。而且，自由贫民到了无以维生的境况的时候，也并不那
么爱那个城市国家。由此可见，不但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阶
级性，即使是同一个阶级的不同阶层，也反映着对同一政权
的不同态度。在希腊的奴隶起义中有自由贫民参加，贫民起
义中有奴隶参加，这不正好表明他们对奴隶主政权的一致态
度么？因此，所谓国家是“人”的本性的完成，只能意味着
国家是奴隶主的阶级性的要求的充分实现。“人”同国家的关
系显然是和生物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不同的。这种用生物成
长的过程来和从个人到国家的发展相比拟，显然是不伦的比
拟。尽管亚里士多德这种说法后来仍被封建时期以至资本主
义时期的某些剥削阶级的学者所津津乐道，但它的掩盖阶级
的、反科学性的实质，则是不言自明的了。
亚里士多德是比较看重法律的。有人甚至说，这恰恰足
以证明他的政治学说的出发点是柏拉图《法律篇》中的思想。
但这一说法却是不恰当的，因为柏拉图是以法治为“第二等
好”的统治，而人治才是最理想的或最好的统治。亚里士多
德则认为法律的统治是最好的统治，所以不同。因此，我们
把他对于法律的看法分析一下，是有必要的。
法律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回答得很干脆：是“没有感情
的智慧”，它具有一种为人治所不能做到的“公正性质”。亚
１１政　治　学
里士多德认为：人治中的“人”，尽管聪明睿智，然而他有感
情，因之即会产生不公道、不平等，而使政治腐化。用法律
来统治则可以免却上述流弊：因为在这里，治者和被治者都
是自由民（奴隶是不在话下的），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他们都
享受法律上的权利；有了法律可以遵循，即统治者也不敢胡
做非为，破坏法纪。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的看法，同他对于国家的看法一样，
都是根本否认阶级性的。当我们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
表现时，我们认为那“意志”之中当然有这个阶级的“智
慧”和“感情”在内。难道在镇压奴隶的希腊城市国家的法
律中，没有奴隶主阶级的“感情”和“意志”么？难道在寡
头制度的立法中，没有寡头势力力求压制民主势力的“感
情”和“意志”么？显然是有的。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曾
经研究过一百五十多个希腊国家的政制，在今天残存的《雅
典政制》一书中，他也记述过许多富人当政立法，穷人起而
反对的事实：难道在那当政的富人所立的法中就没有他门压
迫和盘剥穷人的“感情”和“意志”在内了么？回答也只能
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对于亚里士多德“法律是没有感情的
智慧”的看法，只能有这样一个解释：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掩
盖法律的阶级实质的。
以上由亚里士多德对于国家和法律的概念，可以看出希
腊奴隶主阶级对于他们的国家政权的一般看法——那就是
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保持他们的统治永远是个大前提。
１２政　治　学
四
然而，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
想究竟代表哪个阶层的要求呢？这就必须考查一下他对实际
政治的态度和主张了。
亚里士多德生当希腊奴隶制危机时期：一方面奴隶与奴
隶主之间的矛盾加深，另方面富有奴隶主和自由贫民之间的
斗争也日趋激烈。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在任何国家中，总
有三种成分：一个阶级（本文作者按：当做‘阶层’理解）十
分富有，另一个十分贫穷，第三个居于中间”。第一个阶层，
他又名之为寡头势力，第三个阶层，他名之为民主势力。两
者都力求攫得政权，以便实行代表自己利益的寡头制或民主
制。斗争不已，遂使当时的希腊奴隶主国家动荡不安。亚里
士多德担心奴隶主国家的分崩离析，遂苦心孤诣地寻求稳定
奴隶主阶级江山的途径。
作为自由民中等阶层的代言人，亚里士多德所开出的挽
救城市国家危机的药方，是和他的老师柏拉图所开的药方不
同的。柏拉图代表富有奴隶主阶层，借口必要的社会分工，来
严格地划分阶级，企图固定各阶级和阶层的地位和职事，从
而巩固奴隶主上层的阶级统治。他不但仇视民主势力，也无
视中等阶层的地位，他的“哲学王”一方面固然是知识贵族，
另方面也是奴隶主上层的化身。亚里士多德则不但认为富有
阶层“狂暴”“暴戾”，并且也认为贫穷阶层“下贱”“狡诈”。
“这两者对于国家都是有害的。”惟有中等阶层“最不会逃避
治国工作，也最不会对它有过分的野心”。他们不像贫穷阶层
１３政　治　学
“不懂得如何指挥”；也不像富有阶层“只能够专横地统治”。
因此，中等阶层“乃是一个国家中最安稳的”阶层：“他们不
像穷人那样觊觎邻人的东西，别人也不觊觎他们的东西，像
穷人觊觎富人的东西那样；他们既不谋害别人，本身又不遭
别人的谋害，所以他们很安全的过活。”亚里士多德既然在伦
理学方面崇尚中庸的美德，那么，在政治学方面，他也认为
“中庸适度”是“最好的”；而中等阶层在城市国家中恰恰是
这个“中庸”的化身。“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阶
层］的公民组成的”。惟其如此，所以亚里士多德便把巩固希
腊城市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中等阶层身上。
究竟怎样来巩固或“稳定”呢？关键在于财产和人数的
比例。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个国家中，中等阶层的人数比
较多，而中等阶层就是那些“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的
人。惟其财产适当，所以不致为富不仁；惟其财产充足，所
以不会凯觎他人；更重要的是，惟其人数较多，所以这个阶
层就能衡平富有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势力，而使国家“少受党
争之祸”——亦即当时希腊奴隶主国家中的富人和穷人不断
斗争之祸。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也没有必要害怕后两个
阶层联合起来，反对中等价层：他们是永远“彼此互相不信
任”的，不会合作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最后认为：只有中
等阶层才是富人和穷人的“仲裁者”，也“只有在中等阶级
［阶层］较其他阶级［阶层］之一或较两者都占上风的地方，
政府才能够稳定”，所以“最好的立法者都是中等阶级［阶
层］的人……例如梭仑就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到了
梭仑，并不是偶然的。从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残篇中，
１４政　治　学
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梭仑这位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奴隶主国家
的立法者，是如何的赞扬与同情。他说：梭仑曾“采取最优
良的立法，拯救国家”。梭仑的“优良的立法”是什么呢？是
抑制最富有的阶层，扶持最贫困的阶层，强化中等阶层。这
种主张恰恰与上述亚里士多德的见解相似。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温和民主制”的主张，也是他对当
时奴隶主国家所持的态度。这是一种什么主张和态度呢？很
明显，是一种类似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和态度。他看到
了城市国家的“党争”的核心问题是财产不均的问题，他提
出的解决方案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根本变更财产制度，而是企
图用局部改变中等阶层的人数和地位，来“改变”富有阶层
与贫穷阶层之间的矛盾形势，从而“稳定”奴隶主国家的动
乱不安局面。然而，在我们看来，他的目的是达不到的。希
腊的中等阶层，正如小资产阶级之在近代一样，他们的经济
地位是不稳定的。在希腊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中等
阶层或者上升为富有阶层，或者下降为贫穷阶层。那就是说，
他们本身就是个不稳定的阶层。用一个经济地位不稳定的阶
层来“稳定”由于另外两个阶层的矛盾和斗争而致不稳定的
国家政权，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亚
里士多德这位奴隶主阶级的爱智者（即哲学家）的智慧毕竟
是受他的阶级立场所局限的，他看不到这点。相反，由于阶
级感情的驱使，他还在《政治学》中费了一些篇幅提出预防
革命的办法。他所探索的那些革命的原因，都是为他的预防
革命的感情或目的服务的。一个具有类似改良主义思想的思
想家之反对革命，当然是不奇怪的事情。
１５政　治　学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希腊奴隶主国家危机的进一步加
深。亚里士多德的温和民主制企图在保持奴隶主阶级统治的
前提下，在根本保存大富极贫的前提下，用加强中等阶层的
势力来巩固奴隶主的统治，终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假使
没有亚历山大所造成的军事帝国的“希腊化”局面而使希腊
各城市国家自然发展下去，它们的命运也必然是日趋分崩离
析而濒于危亡。因为除了奴隶的起义之外，自由贫民同富有
奴隶主之间的斗争，也已激烈到了极点。柏拉图早已经说过：
“穷人聚在城里，身怀白刃：有的负债累累，有的颠连无告，
有的则兼有此两种不幸而充满愤恨，打算对付夺去他们财产
的人——他们在打算造反。”由于“希腊化”时期以及罗马统
治阶级由军事和政治胜利而造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才
使奴隶制国家在另外一种形式和规模下又继续了下去。
亚历山大成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还没有死。然而我们
今天却丝毫看不出：他这位“高足”亚历山大的军事行动当
时所造成的世界的新局面对他有任何影响。亚历山大揉合希
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而亚里士多德却仍然以非希腊人为“野
蛮人”；亚历山大把城市国家沦为意义大为降低的市府或省
区，而亚里士多德却仍然认为它是“良善而自足的生活”的
标的。凡此种种都说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已落在政治
现实的后面了；它们是属于一个结束的时代，一个用城市国
家的方式来统治的时代的理论的。当然，我们更看重的是，他
是一切剥削阶级政治学的创始人。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