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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语言论》序
名凯先生（１９１１—１９６５）的《语言论》完稿于１９６２年
春夏之交，初版于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是他留给后世的最后一部
专著。它凝聚着先生一生研究语言和语言学的心血。
作者自述，他写《语言论》，是企图尽他的能力，以他
“所能体会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批判地继承以往和现代各
语言学家的成就”，“进而尝试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语言理论
的系统”，（《自序》）作者５０年代写过《普通语言学》（上册
—１９５４，下册—１９５５；增订本—１９５７）。那是一部语言学启蒙
著作，它博采众长，其中虽也有作者本人的若干研究成果，但
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语言论》则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它全面地审查了当时条件下作者可能了解到的有关基本理论
问题的国内外各家观点，或取或舍，或另辟蹊径。一个比较
完整的语言理论体系在名凯先生的书中建立了起来。它是我
国普通语言学或理论语言学领域的一项创业性工程。
《语言论》分三个部分。几个部分的划分与当时一般苏联
和中国的语言学著作无二，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特色。
第一部分“语言的社会本质”阐述了作者对语言的总的
认识。当时一般人因为强调语言的社会作用而讳言德·索绪
尔（即苏胥尔）所揭示的，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本书作者
则明确指出：“从语言的社会作用来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
１重印《语言论》序
交际工具；从语言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内部结构来说，语
言是一套极其复杂的符号系统”。（１５页：１７页①）两个方面
相辅相成，都体现了语言的本质。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半
个世纪以来争论不休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作出了
迄今为止最好的解释。（１９—２０页：２１—２２页）其次，作者
认为语言有多种职能，但基本职能不外交际职能和体现思维
的职能两个，其他职能都是基本职能的“附属品或副产品”。
（３８页：４３页）“‘语言·思维’统一体”是名凯先生提出的
新概念。他反对语言是思维的形式，思维是语言的内容这种
流行的看法。认为语言和思维分别是“语言·思维”统一体
的形式部分和内容部分，而语言和思维又各有自身的形式和
内容。（６９—７０页：７６—７７页）名凯先生在抛弃德·索绪尔
把言语看成纯个人现象和把语言看成纯心理现象的观点的基
础上，接受了索绪尔划分语言和言语的学说，并提出了一整
套理论。最后得出结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存在于言语
作品之中的语言成分及其所形成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总
和”，（１１５页：１２７—１２８页）并且，还有语言的各种变体，地
方方言是其一；此外，还有社团方言，因为它也是“一套表
达手段的系统”。（１２５页：１３９页）同时，他又提出当时颇有
新意的第三种语言变体——言语方言，即为了特殊的交际目
的在特殊交际场合形成的“言语风格的表达手段的系统”。
（１２７页：１４１页）认为“现代语言风格学的兴起是言语理论
的直接产物”。（１１７页：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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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括号内冒号左边是１９６３年版页码，右边是此次印刷页码。下同。
第二部分“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是最有特点也是作者
用力最多的部分。语言系统内部结构的组成，在我国流行的
是“语音、词汇、语法”三分。这种划分的不科学，在名凯
先生主持的《语言学概论》（１９６３）编写组内虽曾议论过，但
落笔时仍然沿袭旧有的三分法。本书则公开批评了把语音、词
汇、语法并列的“三层级”说，（１４７—１４８页：１６２—１６３页；
２３４页：２５８—２５９页）并第一次实现了两个二分的新布局，即
按语言符号的“两极”分为语音和语义，按语言符号的“两
个层级”分为词汇和语法。作者并特别为“语义”作为独立
的研究对象而鸣锣开道。（１４８页：１６３—１６４页；１８７—１８８页：
２０６—２０８页）自然，从今天语义学的成果看，新分出来的
“语义”章内容还不够充实。作者后来在病榻上曾经构思一部
语义学的专著，并记下若干要点，但要撰写成书已是力不从
心。在“内部结构”部分作者另一个重要考虑是全面贯彻
“位”与“素”的划分，即除通常说的“音位”与“音素”之
外，还有作者有特殊理解的“义位、义素”、“词位、词素”、
“法位、法素”等等。这些划分也曾分别在前人不同的著作中
出现过，但用以分析整个语言系统，则是名凯先生所进行的
有意义的探索。语言学中某个概念从一个领域扩及其他领域，
不乏先例，如有标记和无标记的概念，就成功地由音位领域
扩及语法乃至语义领域。“位”与“素”的划分实质上是语言
成分或要素中一般与个别的划分，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在不
同领域中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尚需进一步发掘。再者，这一
部分通篇贯彻“系统”观点，语言是系统，语音、语义、词
汇、语法无不都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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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篇幅最长，涉及的问题
也多。在语言起源问题上以往无论是苏联还是我国，几乎都
以恩格斯的“劳动说”来否定前人的一切语言起源学说。《语
言论》则令人信服地指出：一般语言的起源问题包含两个方
面的问题，即“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语言是从什
么事物发展而来的”。（３０８页：３４０页）恩格斯的论述是针对
头一个问题的。人类语言在劳动的条件下产生，这已为科学
的发展所证明。与此对立的神造说、社会公约说、娱乐说等
等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诸如摹声说、感叹说、表情说、喊叫
说之类，则是针对后一个问题而作的回答，（３１４页：３４７
页）并不是语言在劳动条件下产生的学说的对立面。《语言
论》逐一分析了这些学说，然后得出结论：从整体说，“这些
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语言是从什么东西发展来的”，然而它
们又都各自能说明“一鳞半爪的事实”。（３２６页：３６１页）名
凯先生严格区分语言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演变”和语言的
“发展”，因此在第二部分各章分别讲了各组成部分的演变之
后，在第三部分又专辟“语言的发展”一章。它首先讲了语
言的质变与语言的发展的关系，然后分析了语言发展的内因
和外因。他认为，“引起语言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语言结构内
部各成分或各要素之间的彼此对立、彼此矛盾及其成分和要
素之间的对立和矛盾”，（３５９页：３９７页）而“交际条件”则
是“语言发展的最基本的外因”，（３６７页：４０７页）纠正了把
社会发展（包括交际条件）看做语言发展的内因等说法。“语
言的分化”一章详尽地阐述了三种语言变体的性质、地位、产
生和前途等等，其中第三种语言变体——言语方言的论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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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独创，它吸收了苏联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间关于语言风格的
大讨论的成果。“语言的统一”一章在讲了共同语及其规范化
之后，着力辨析了语言的替换和有争议的语言融合问题，指
出“语言的替换和语言的融合都是语言统一的现象”，但前者
是人种学的概念或同时是语言学的概念，而后者只是语言学
的概念，是“就不同语言的结构内部某些语言成分的彼此吸
收来讲语言的统一的”，后者可能是前者的副产物。（４５１页：
５００—５０１页；４６９页：５２１页）本部分最后讲了语言发展的前
景。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语言研究，是建国以来我国广大语言
学者共同的愿望。有成绩，也走过较大的弯路。曾经风行的
某些做法，恰恰并非马克思主义或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
一方面表现在，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现成结论
上兜圈子；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待西方学术理论上的“左”的
简单态度。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一时代烙印。然而，细
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作者也以对经
典著作的结论作补充的方式或其他方式，阐述了从实际出发
的个人研究心得。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斯大林已有定评的社
团方言（即一般说的社会方言或社会习惯语）的地位和前途
问题。《语言论》一反一般对社团方言尤其是其中的阶级方言
的贬斥态度，不仅把社团方言与地方方言一起作为语言变体
并提（这在今天的社会语言学中已是常识），而且，认为不仅
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其他阶层、阶级，包括无产阶级，都有
各自的阶级方言。（３９９—４０２页：４４３—４４５页）社团方言虽
然“注定不能发展成独立的语言”，“然而这一切都不等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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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方言没有生存的权利，随时都要死亡”。（４０８—４０９页：
４５３页）其中行业语与阶级方言又不一样，特别是科学术语将
永世长存。（４０９页：４５３—４５４页；５２５页：５８３页）另一方
面，本书对西方学者的不少有益的见解作了实质性的肯定。以
致在本书问世不久，就有文章批评说，《语言论》的“重大的
缺点和原则性错误”之一就是它对西方学说的批判“比较软
弱”，它只是“用比较客观的态度”对之“进行具体的分析和
驳斥”。今天看来，这正是当时形势下它的难能可贵之处。例
如，本书认为，索绪尔“并不反对历史主义观点”，问题是它
把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这两种方法看成绝对不能和解的，因
之拒绝在研究共时秩序时运用历史的事实来解释”，而“这种
倾向后来就由某些结构主义者来扩大了”。（１５３—１５４页：
１６９—１７０页）这样说，比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即把现代语
言学（主要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切弊端都算在索绪
尔账上，要符合实际。又如，历史上曾有人认为像汉语这样
缺乏形态的语言是“退化”的低级语言，另外又有人认为汉
语最进步最高级，以此来批驳前一观点。其实两种观点都不
正确。《语言论》指出，从理论上说，两种观点的共同错误在
于“都以语言中的形式变化的情况来作为衡量语言进步的准
绳”，而“从形式的角度看，各语言的发展都有其各自的道路，
因为各种语言的形式都是按其特殊的内部发展的规律向不同
的方向发展着的”。（５０３页：５５９页）同时，说语言不分高低
优劣不等于说语言永远停留在同一水平。社会越往前发展，语
言的“使用价值”越大。从原始语言到近代各民族语言，显
然大大地前进了；现代汉语显然比古代汉语更加发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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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３—５０４页：５５９—５６０页）这样看问题就全面了。
《语言论》把相当大的注意力放在建国以后国内语言学界
关心的有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上，例如，在关于语言与言语
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在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问题上，
在关于语言质变的问题上，在关于语言融合的问题上，等等
（词类问题已在作者另一专著《语法理论》中详细讨论过，本
书未加讨论）。这些问题，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本书所述当然
只是一家之言。学术上的意见分歧乃是正常现象。开展学术
上的自由讨论，是推动学术研究繁荣学术的重要途径。本书
作者曾多次成为全国规模的专题学术讨论的发难者，并且往
往是一个方面军的主将。本书作者总是不断研究新的情况，思
考新的问题，并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认为正确
的观点，即使有时处于少数地位。这是所有参加过或关心过
那些讨论的人都记忆犹新的。
我国普通语言学（或理论语言学）工作底子薄，起步晚。
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靠从国外引进。名凯先生的《语言论》开
创了一个新局面。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就世界范围来说，语
言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我国也有可喜的进步，一方
面，对国外语言学的译介工作更经常，更及时了，另一方面，
我国学者有分量的单篇理论文章多起来了。然而系统的语言
理论专著，还是概论性的多，研讨性的罕见。名凯先生在完
成他的《语言论》的写作的时候，就曾表示“强烈地希望”通
过“争论”和“大家的共同努力”，“真正反映客观规律的完
整而正确的语言理论的系统得以很好地建立起来”。（《自
序》）这也是我们在重印本书时所抱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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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初版排校上的错漏不少，重印时尽可能作了校正。由
于读者都能理解的原因，删去了加在西方学者人名前头的
“资产阶级”之类头衔，还有个别其他词句。
我所接触到的、坐下来认真读过《语言论》的一些中年
语言学者，都说他们从中受益不少。今天的青年想读这部书，
已经很难找到了。本书的重印将会受到欢迎。
石安石
１９８８年１月３日
（高名凯先生逝世２３周年）
１９９１年５月改订